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8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蔡庆丰，王瀚佑，李东旭
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原标题为《互联网贷款、劳动生产率与企业转型——基于劳动力流动性的视角》。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非接触经济”，也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数字化进程。截至2020年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占GDP比重为38.6%。互联网网民规模接近9.89亿，占总人口的70.4%。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进程，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金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金融科技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数字化，借助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降低了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使得原本传统金融模式无法覆盖的长尾客户也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时代，随着金融科技与经济社会生活日益融合，其负面外溢影响也开始显现，比如一些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各类消费场景过度营销小额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科技产品，引发青年群体的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青年群体、长尾客户既是产品市场中的消费者，也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者，金融科技可以有效缓解这个群体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意愿和流动性，而这也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雇佣计划与人力成本。
现有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改善消费者福利，促进居民创业（张勋等，2019；易行健和周利，2018；谢绚丽等，2018）。但是，对于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这部分研究主要从企业融资角度将数字普惠金融视为传统银行信贷的补充，通过矫正传统金融体系中的资源错配来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李春涛等（2020）；唐松等（2020））。然而，金融科技对企业的影响是多维的，除企业融资渠道之外，金融科技还能通过劳动力就业渠道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与管理决策。
互联网贷款作为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有效结合，覆盖了原本被传统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消费者，让所有用户都有机会获得小额的消费信贷服务。互联网贷款在缓解广大中低收入居民融资约束的同时，也会对这个群体的就业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互联网贷款丰富了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即使不选择成为工资获得者，也能够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成为自我雇佣者；另一方面，互联网消费信贷所提供的延期支付服务能够有效提供短期流动性，放松消费预算约束，降低劳动者失业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使其能够平稳地过渡短期摩擦性失业。特别是对于企业中90后、00后为主的年轻劳动力群体，金融科技能有效减弱他们对工资收入的依赖，由此缓解辞职或失业后的生活压力，减少了离职再就业的意愿和速度，也因此能疏解这部分劳动力群体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压力。打工不再是唯一的生存必须，他们的就业和离职会更加的随性和“看心情”，这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工作，即便选择短期不工作依然能够通过互联网小额借款维系生活，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互联网贷款通过扩大劳动者就业选择范围、缓解摩擦性失业者的流动性约束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从企业角度看，高频率的员工流动使得企业无法组建一支稳定的生产队伍，在提升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无法实现企业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最终造成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蔡庆丰、王瀚佑和李东旭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的论文《互联网贷款、劳动生产率与企业转型——基于劳动力流动性的视角》聚焦互联网贷款通过劳动力渠道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与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地区互联网贷款的普及降低了域内企业劳动生产率，且该效应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城市层面上，该效应在居民融资约束强、消费预算约束强、劳动力供给紧张、人力资本水平低的三线及以下城市更加显著。
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贷的普及显著提升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弹性，并降低企业的工资粘性。劳动力流动性的提升降低了企业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稳定性、增加劳动力成本，进而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且当企业产出规模发生下降时，互联网贷款使得企业员工数量发生了更大程度的下降，更大规模的员工流失是导致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为应对互联网贷款对生产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投入，并通过加强研发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
（1）数字经济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重塑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随着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微观企业的影响从消费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其外溢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多维而复杂。政策制定者在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以充分消除信息不对称、发挥网络效应的同时，也应对数字经济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与评估，从而思考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最大程度地缓解潜在的负面冲击。
（2）面对互联网贷款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企业应积极推进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凸显，一方面，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一线岗位“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长期存在。如今，中国正在迈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叠加互联网贷款发展和普及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企业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风险。企业自身应当通过改善用工环境吸引年轻人、降低员工的流动性，也应当通过转型升级摆脱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政策制定者应当重点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其中转型困难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以缓解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外溢效应。同时，政策制定者也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转型对就业市场所产生的影响，防止收入差距扩大。
（3）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鉴于互联网贷款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防范互联网贷款可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和潜在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中国失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不足、失业保险资金筹措不足、失业救济水平不高等问题，失业保险制度的现代化程度不足是当前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过度依赖互联网贷款等数字普惠金融手段的诱因之一。本文认为，在健全失业保障制度方面应当提高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的资助水平。以往用于失业保障的资金支出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两条渠道，而随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家庭自身的购买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失业保障基金应当逐步向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方向发展。
（4）加强金融监管，防止互联网贷款业务无序扩张。以互联网借贷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改变着青年群体的融资约束、消费习惯，自然也会改变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就业市场的流动性和弹性。互联网贷款带来的过度负债、非理性消费（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应该引起关注，政策制定者应加强互联网贷款监管，倡导合理的消费观，严格限制向无固定收入来源群体发放互联网贷款。在对互联网贷款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应当在青年人群中树立“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生活理念和“积极上进、努力奋斗”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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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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